森林食品

1609年，荷兰人是第一个将茶叶进口到欧洲的商人，但是到1700年代后期，在国家垄断的支持下，英国东印度公司主导了所谓的“广州贸易”。在其18世纪的黄金时代，茶象征着中国文明在世界上的卓越地位。

欧洲贵族和资产阶级将其迷恋为一种独特的亚洲商品，东方的很多异国艺术品，包括瓷器和丝绸，以一种更广泛的流行方式被称为“中国风”。而茶种蕴含的那种古老质感，使欧洲的年轻列强十分敬佩并试图模仿。

在18世纪的整个过程中，英国普通家庭的茶消费量增加了五倍，利润猛增。对茶的需求如此强劲，以至于推动了以英国为中心的世界市场的建立，其茶税占到了政府收入的十分之一，从而支撑了英国向南亚的扩张。正如东印度公司的审计长在1830年宣布的那样：“经济完全取决于中国贸易的利润。”

到18世纪后期，英国殖民地官员开始将印度的鸦片走私到港口城市广州。道光皇帝（1820年至1850年统治）试图对毒品实行长期禁令时，英国官员和商人以捍卫贸易自由的旗帜宣战。英国在第一次鸦片战争（1839-42年）的胜利下揭开了今天在中国被称为“屈辱的世纪”的序幕。简而言之，茶推动了大英帝国的发展，却导致了清朝的长期衰落。但是我们说，茶又有什么错呢？

中国种植茶树已有数千年的历史了，这是茶叶先辈精心打造的自然产物。然而，英格兰以坚船利炮和第一次工业革命的优势参加了世界竞赛。对于欧洲帝国和近代亚洲的学者而言，通常承认的一点是-随着西方的崛起已经必不可免-中国茶叶贸易退缩了。

但是，实际上，鸦片战争后的茶叶贸易依旧参与了资本主义的历史。纵观北大西洋的世界，尤其是在19世纪的中国茶区，茶叶贸易的发展依旧灵活且具有全球特色，在中国的腹地，我们发现资本的积累既不依赖于技术创新，也不依赖于特定的阶级关系，而是依赖于全球竞争的新的社会逻辑。毕竟，第一次鸦片战争后实施的中国通商口岸制度并非意味着茶产业的消亡，从某种程度上说，反而是它的扩张。

在19世纪余下的时间里，随着来自欧洲大陆和美国的购买者的加入，茶叶出口的增长甚至更快。到20世纪初，茶叶贸易的就业人数（包括农民家庭，妇女，儿童，季节性工人和搬运工，遍及农村和港口）比中国任何早期的城市产业都多。在印度，锡兰，日本，台湾和荷兰东印度群岛甚至出现了竞争性产业。当大多数历史将注意力转移到其他地方时，中国茶业的规模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增长的更快，尽管海外纠缠不断。

中国的茶叶贸易实际上是中国进入全球贸易的切入点。茶被直接和间接地交易，性质很像鸦片，秘鲁银，加勒比糖，英国纺织品和缅甸大米。这种活动构成了第一个真正的全球分工，这种全球性的分工也以充满活力和新颖的方式重塑了中国的农村。

在20世纪的大部分时间里，西方有关专家将中国视为前资本主义社会。他们通常将“资本主义”等同于工业化和创新，例如煤动力发动机，钢铁厂以及化学和机械工程的进步。这些技术突破使“西方”与“其他”地区区分开来，正是由于它们在中国以及亚洲大部分地区的缺席，才使其成为“资本主义者”。

而且，随着商人和农民继续使用传统工具和技术，19世纪的中国茶叶贸易似乎证实了这一观点。唐朝的和尚是第一个定期出售茶的群体。早期的方法是劳动密集型的，例如将叶子包装成蛋糕或将其磨成细粉（如今在云南普洱茶或日本抹茶中幸存的方法）。根据20世纪的相关专业人员的说法，生产的第一阶段包括农民家庭（主要是妇女），她们采摘叶子，然后轻轻烘烤以防止过度氧化。然后，他们用大麻袋把茶叶运到当地市场，和讨价还价的商人交易。商家在自己的临时车间中完成细加工过程，有时也从邻近地区雇用季节性工人，以执行筛分，碾压，烘烤和包装的任务。这实际上是有资本主义精神的。

著名的欧洲工业革命历史学家戴维·兰德斯（David Landes）提出了技术创新的观点，并声称“帝国主义是中国提高生产率的动力这一点‘是未知的’”。为了证明这一点，他在自己的《 时间革命》（1983年）一书中指出，相对于欧洲，中国没有可精确测量和调节生产率的机械钟表和计时装置。

历史向我们表明，我们不需要特定的前沿技术就可以发现“资本主义精神”的普遍性。鸦片战争后的中国已经是这种情况，中国是一个商业化的农业社会，正迅速致力于为新的全球工业市场创造生产力并与之竞争。我们可以清楚地了解到中国茶区实际使用的特殊计时方法，尽管这些方法远非最先进。

1810年，阿缪尔·鲍尔（Amuel Ball）曾担任东印度公司在广州南部港口的检查员。尽管他从未亲眼目睹过茶叶的生产，但他从线人那里得知，在安徽农村，管理人员使用一种特有的，看似异国情调的计时装置来调节茶叶的生产：香炉里的棍棒以固定的速度缓慢燃烧。棍棒有各种尺寸，但通常设计为可持续40分钟。这与古代世界其他地方的沙漏和水钟使用的原理相同。在近代中国，香也被用来调节采煤和农田灌溉的时间。

鲍尔（Ball）在他的《 中国茶的栽培和生产的历史》（1848年）一书中写道，中国茶商使用燃香来确定茶烘焙各个阶段的时间。他写道，“焙烤的时间”是通过一种称为“熏香”的东西进行调节的。为什么在制茶过程中必须跟踪时间？这与加勒比海地区新生的大型工业食糖种植园有很多共同点。据美国人类学家西德尼·明兹（Sidney Mintz）说，两个因素解释了这些大型生产的时间规律。首先，产品变质之前，需要被加工。其次，种植者感受到了市场竞争对降低生产成本的压力。

由于茶叶是易腐烂的产品，因此茶叶的质量取决于及时的烘烤，筛分和碾压。商人出于保护最终产品的质量而考虑监视这些任务。时间不再是精制茶的被动功能，现在时间可以主动调节劳动力。

最初，制茶者关注的是制作出最好的产品，也就是说，他们专注于茶的消费。后来，商人将使用时间来调节活动，以最大化产量。计时不再是茶提纯的自然过程。相反，现在的时间用于调节雇工的活动。正如兰德斯的描述那样，这并不是出于工业本身的、盲目工业化的“忙碌”，而是提高人类劳动生产率的明确冲动。

管理人员将工人推向了身体极限，甚至超越了极限。茶烘焙师“被要求靠在炉火上”，“那里的阳光和炉子都聚集在工人身上”。有人将1930年代的屯溪的茶厂形容为“蒸笼”，并指出：“由于劳动太辛苦，工人有时会因中暑而倒下，以致死了。”

为什么商人这么努力地驱赶工人？竞争。

到19世纪末，茶叶出口激增，在1886年达到2.95亿磅的峰值。然而，价格早在1860年代末就开始下跌，这反映了中国茶叶生产商的供过于求。港口开放后的最初几十年中，茶叶商人姜耀华的父亲将茶叶业务从广州迁至上海，在那里他苦苦挣扎。他写道：“家族企业正处于危机之中。”

世纪末，印度东部和锡兰茶园的新竞争也破坏了中国的贸易。起初，商人不知道是什么打击了他们。到1903年，上海的一份报告表示：“锡兰现在生产的茶叶如此之多……这使中国经销商更加难以出售其商品”。面对诸如此类的竞争对手，姜耀华和其他茶叶商人正在寻找可以削减成本的措施。

从黄昏到黎明，最慢的工人将被困在油灯下整理茶叶。

武夷山的承包商每天都会在没有提示的情况下宣布集体抽烟。休息期间，采摘者将篮子移交给包头，包头称重并当场记录。通过停止采茶，茶师傅确定了“投入”的基线数量，用于衡量每个工人的“产出”，并进而衡量其相对效率。他们仍然有简单有效的方法来奖励摘下最多茶叶的工人，并惩罚最少的工人。采工工资是根据效率原则确定的，有细致的规定和明确的奖惩措施。同样，无需机械钟表即可将这种新颖的生产率机制强加于工人。

到了晚上，工人们从睡眠中醒来，被送到室内工厂，在那里他们整夜都在烘焙，滚动和筛选。再次，管理者根据速度奖励和惩罚分拣员。一个快的工人可以在一班中挑出七篮，而一个慢的工人只有四个。然后，第二天的室外采摘工作又将重新开始。

根据新古典经济学和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现代资本主义只能在土地，劳动力和原材料的完全异化和商品化，即共同财产私有化和诸如农耕，奴隶制等较旧的社会制度的瓦解中才能发展。人们认为这些步骤对于培养现代的工业时间感（在机械钟中充分体现）以塑造工业生产和工作条件是必要的。然而，在中国的茶叶贸易中，农民在自己的土地上种植，而作坊则在私人住宅内经营。工人要么是无薪家庭成员，要么是季节性雇用的工人。中国茶叶生产的现实与传统的新古典经济学和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共识（源自欧美历史经验）背道而驰。

这些来自茶叶贸易的景象告诉我们，19世纪中国农民的日常生活已经受到市场逻辑的熏陶，远远超过了当代人的认识。因此，尽管清朝官员如福建省省长劝诫他们放弃市场并重返自给自足的农业生活时，这些家庭并不接受，为了生存，他们需要为市场生产产品，并进而与其他许多国家竞争。

糖和棉花由非洲奴役的非洲人种植，纺织品由受胁迫的年轻女性纺制和编织，鸦片则由负担过重的巴特那农民提供。这些生产力的提高是通过殴打，鞭打和监视不自由的劳动力而赢得的。

英国种植者大卫·克罗（David Crole）在他的《茶》（1897年）一书中指出：与20或30年前相比，苦力现在完成的工作要多得多。种植者和监督者通过巧妙的组织策略，赢得了这些生产率的提高。

由于亚洲各地的不懈努力和转型，茶成为继水之后，世界上消费最广泛的饮料，这种状态从未被打破。

全球化的最近几十年已经清楚地表明，资本主义的扩张历来是不均衡的，并且依赖于阻力最小的途径，使用手头上可以找到的任何技术、材料和人员。如今，全球劳动分工不仅包括资本密集，纵向整合的公司，而且还包括特别是在后殖民世界中，劳动密集型工厂的水平网络，其形式与早期的中国茶坊十分相似。

正是由于其劳动强度，与上世纪中叶相比，这种用于汽车，纺织和电子产品的工厂出场的产品被证明更便宜，更灵活并且更能适应不断变化的市场环境。这些策略无疑助长了20世纪后期的东亚的“崛起”。

如果我们的目标是讲一个更具综合性的故事，那么一个有价值的出发点就是认识到中国乃至更广泛的亚洲是18世纪资本主义在欧洲诞生的旁观者。